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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揚:与改革和发展共生,为中国发声

    本文节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经济学部卷(上),作者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长李揚。

    1.選擇金融學

    我祖籍安徽省懷遠縣,出生在一個教師家庭。1963年進入安徽省淮南二中讀書。在我讀書的時候物質條件菲薄,但學校的學習空氣和學術氛圍十分濃厚。少年時代可以心無旁骛地在安徽最好的中學裏讀幾年書,無疑是我終身獲得的最好的饋贈。

    1968年10月,我頂著“知青”帽子,被下放到廣闊天地中去“煉紅心”。我插隊的地方是淮南郊區唐山公社東津大隊。多數知青都是“紮根派”,都把自己視爲真正的農民,准備在農村幹一輩子。應當說,這種作爲“真正”的農民以及後來作爲“真正”的工人的經曆,給予我認識社會、認識經濟問題的草根思維,打下了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的草根基礎。我一直認爲,這種思維方式,這種觀察問題的視角和思想感情,彌足珍貴。此種體悟,遠非一般“下基層調研”或者“體驗生活”所能得到的。就是在插隊點昏暗的油燈下,我開始了學者生涯。

    最初讀的書並非經濟學著作,而是國外文學名著。我讀這些書,對故事情節不甚在意,注意力主要在集中在滲透其間的人文情懷以及作者和譯者的文筆。農村讀書生活中,有兩件事不可不提。一次過年返城,偶爾與同院裏一名老師的丈夫聊天。他向我推薦,既然愛讀外國小說,就不妨讀一些理論著作,可以選《資本論》一讀,這次偶遇,使我一生同經濟學結緣。《資本論》是一部具有極高科學價值的百科全書,從中可以學理論,學曆史,學方法,而且譯筆上佳,認真研讀,受益一生。正是因爲以《資本論》爲自己經濟學研究的啓蒙,我的學術道路從一開始便走在正途上。讀書須讀原著,力求追根溯源,這是我自始便遵循的治學之道。

    另一件讀書事純屬偶然。大隊要我去看兩周倉庫,一天在倉庫尋行,忽然發現牆角放著幾本書。蹲下去翻一翻,發現其中一部稍厚一點的,寫的是人類發展規律和認識世界的方法等,恰與我讀過的《實踐論》相合,與《資本論》似亦有關聯,于是就翻讀起來。後來我才知道,那部讀本就是由艾思奇主編的大名鼎鼎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教科書。此時,我對農村實際情況的親知以及對經濟、社會問題的研究興趣,使得我在農村時便開始思索身邊的經濟問題。

    1971年初,在農村度過了兩個春秋後,我被抽調回城,在淮南建築安裝公司當了一名建築工人。青工的生活豐富多彩,但我對理論的興趣依然保持。出于對理論的興趣,我對馬恩著作“六本書”,下過精讀的功夫,也作爲“工人理論骨幹”參加過省市黨校的培訓。事後的經曆證明,這些功夫都沒有白費。與我後來學術生涯有關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參加了建築公司“七二一大學”的組建工作。大學挂牌後,我充任政治課教師。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我先後主講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反杜林論》導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導讀”三門課程。這些實踐,對我以後的理論研究不無助益。

    1977年10月21日,全國各大媒體公布了恢複高考的消息。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當然義無反顧地開始准備。按照當時的社會習俗、父母的期望以及自己的偏好,我都偏向于選擇理科。但是,我只是初中畢業,自揣很難在40天內自學完理科四門,而文科四門中的文、史、地靠的是平時的功力,真正難的只是數學,如此算來,要想當年一舉中的,唯有報考文科一途。決定我一生學術方向的大事,就這樣確定下來。究竟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激烈競爭中,我脫穎而出,終于邁進了大學之門。那年,我已滿26歲。

    四年的大學生活如白駒過隙,我不願到政府機關去工作,于是選擇了報考研究生。經過深思熟慮,我選擇報考金融學(那時還稱貨幣銀行學)專業的碩士。我之選擇金融,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則遵從本心,二則得名師指教。那時的青年,多懷報國之志,因此,急切希望自己學的東西能爲國家所用。最終選定金融學,更得益于名師的指引,那就是我在安徽大學的系主任滕茂桐教授。20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給我們開講座,講薩伊定律、邊際革命、比較利益、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的反革命等,這些都是我們聞所未聞的,也未見諸現成的教科書。他的教誨,讓我們得窺現代經濟學殿堂之一角,然後將整個大門向我們敞開。

    1986年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師從王傳綸教授攻讀財政學博士學位。王傳綸先生在國內被公認治學嚴謹、學識淵博,人品、學問皆稱楷模。隨他讀書,如沐春風。中國人民大學一向就是我國金融、財政理論界的重鎮,我的導師王傳綸教授和黃達教授是主要帶頭人。人民大學的傳統是財政、金融不分家,倡導金融與財政思想同生、共進、互補發展;理論聯系實際,更是傳承有序的良好學風。在人大讀書,讓我養成了不尚空談、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這讓我終身受益。

    2.結緣社科院

    博士畢業之時,雖然確定了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志向,但對于未來的工作單位,尚無明確的選擇。博士論文答辯,讓我同中國社會科學院結下終身之緣。

    三年博士生,我專攻財政。我一向主張將金融、財政、宏觀經濟同爐熔煉,我開始努力將這些知識融會貫通,嘗試用之研究現實問題,重點在于評價現行經濟政策。確定了研究的基本趣向,我開始爲博士論文做准備。准備工作大致沿著理論工具和確定問題(選題)兩個方向展開。第一學年結束,我的博士論文題目終于選定,就是財政補貼。這一選擇得到了王傳綸老師的首肯,他還特意向我推薦了leeS.弗裏德曼的《微觀經濟政策分析》(1984)。

    在論文中,我著意對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的概念花了一些筆墨,對于論文所用的主要分析工具——相對價格、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等,做了精細的界說。在此基礎上,我提出(多數是借用)了若幹分析補貼必不可少的分析概念,如,現金補貼、限制性實物補貼、非限制性實物補貼,等等。拿著這些工具,我進一步針對住宅租金補貼、農業補貼、進出口補貼等展開專門分析,最後,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對補貼政策和價格改革的替代關系及其利弊得失,進行了總結性分析。

    論文的答辯在1989年夏進行。本系資深教授悉數參加,系外則有許毅、黃達、張卓元、吳易風等頂級財經名家。答辯之前,我和王老師都還有些擔心,因爲論文運用了大量微觀經濟分析的理論、概念及工具,雖然做了一些貌似與價值規律結合的努力,但終因當時的政治環境,唯恐不見容于當時的理論界。答辯的結果卻喜出望外,幾位泰鬥級老專家以及來自實際部門的專家,給予極高的評價。論文獲得了成功。答辯不久,它便被上海三聯書店陳昕先生看中,收入該出版社“當代經濟學文庫”。隨之,被推薦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委會,一舉獲得1990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著作獎。在老一輩經濟學家仍然活躍在第一線且主導中國經濟學界的環境下,一個剛出校門的博士生能獲此殊榮,確實令人鼓舞。

    也是在那次答辩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财贸所所长的张卓元教授。正式答辩结束后,卓元教授关心地问及我毕业后的去处。得知我的处境和要求之后,他当场拍板,正式录用。多年后谈及此事,卓元老师还开玩笑说:“两间房买了个李揚。”就这样,自1989年9月始,我由财贸所,到金融所,到院部,再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中國社會科學院结下不解之缘。

    3.與改革和發展共生

    到了財貿所,我立即進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運行軌道,那就是永遠做不完的課題、永遠開不完的會、永遠無盡頭的調研。當然,也就有了永遠的興奮和成就感。剛到財貿所的第二周,卓元老師就決定讓我參與所裏承接的由國家社科基金和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國際合作項目——“中國城市土地使用與管理”課題研究。

    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我們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研。調研工作極端辛苦。記得我與所裏的張敬東先生負責調查中關村地區土地出租的情況。連續三天,我們的中飯就是面包,而且每天要頂著大太陽奔波。根據計劃,我們需要從解放軍藝術學院開始,向北直至海澱煤場(今海澱電影院附近),調查沿線全部機構土地私自出租的情況以及租金水平,借以估算土地收益。由于當時的政策不允許國有土地出租,所以,雖有街道幹部陪同,被調查者還是極不合作。爲獲得接近准確的數字,我們不僅挨個調查了沿路所有單位,而且每個單位都要調查兩次,然後將兩個結果進行交叉驗證。

    調查的結果令人吃驚。就在國家層面仍然在是否改革城市土地管理體制逡巡之時,在地方層面,由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刺激,土地産權的界定以及使用權的流轉,已經開始。有一些安排更是極其聰明,當然也極具“中國特色”。此次調研收獲頗豐,遠非“土地是財富之母”所能概括。就了解國情而言,基于土地展開研究,就等于把握了中國經濟的基本脈絡。就經濟理論學習和研究而言,了解了土地,所有的經濟理論才有了真正的生命,理解複雜的經濟理論方才有了密鑰。調研中我們方才理解:爲什麽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經濟學家,無一不是土地問題專家。進一步我們深深認識到,中國經濟的所有問題,均與産權特別是土地産權制度不完善有關。其實,只要認真思索,你會發現土地問題無所不在。不妨想一想,如今令人手足無措的房價問題、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問題,甚至是汙染問題,哪一件不與土地有關?

    根據課題組安排,我雖然進組較晚,但卻承擔了撰寫課題總報告的重任。這當然是張卓元老師在爲我創造機會。報告頗得土地管理當局好評,在實踐上,對于推動我國城市土地産權制度改革,建立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理論上,報告亦爲理論界廣泛認可,當然也爲我贏得了諸多榮譽。我在1992年便與李京文等成名大家一起,獲得人事部等六部委評定的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而且當時我還只是助理研究員,當與這一切有密切關系。

    1978年之前,我國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銀行,可以說,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就沒有現代意義的金融學。我的金融研究生涯,就始于這樣的背景。這就決定了我們這一代金融學者的多重使命:既要系統、全面、准確地引進現代金融學的基本理論,相應地介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爲國家金融改革和發展參考;又要結合中國國情,適應改革的步調,推進中國的金融改革,建立現代金融體系;還要不時同那些根源于傳統體制的過時理論以及不顧中國國情的“舶來品”纏鬥。

    隨著中國金融改革深入發展,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于1994年建立貨幣供應統計體系。我作爲主講專家參加了中國人民銀行召開的關于在中國建立貨幣統計體系的專家論證會。會後,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希望在我講話的基礎上提供一份更爲詳細的文稿以供參考。我便以會議發言爲基礎,形成了名爲《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及調控》的一篇長文送交。這篇長文在我國金融學界引起很大反響,有人稱它“指導了中國建立現代貨幣調控機制的改革”。

    1995年,中國貨幣市場的發展問題進入我的研究視野。在我對貨幣市場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有一篇名爲《中國國債回購市場分析》的論文(載《經濟研究》1996年第8期)。這篇文章最早在《中國證券報》上發表了一整版,第二天開會遇到易綱博士,獲其盛贊,稱其“把問題徹底說清楚了”。不久後又聽說,這篇論文是國內唯一系統研究貨幣市場問題的文章,這個判斷是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外彙交易中心總裁謝多先生告訴我的。事情起因于中國人民銀行管轄的銀行間市場的發端,我國機構投資者進行債券大宗批發交易的場外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正式啓動。籌辦這個市場的責任落在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的計劃資金司謝多先生身上,上面的話就是他在那時說的。以文交友之後,我與謝多先生建立了友誼自不待言,經常參加銀行間市場建設的討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除了深度參與我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城市住房制度和公務員工資制度的調查和研究,我至少還在風險投資體系、金融生態評價、國家資産負債表、經濟再平衡等方面,有過深度參與。研究廣泛覆蓋了貨幣、利率、彙率、准備金制度、公開市場操作、外彙儲備、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等直接關涉貨幣政策框架的主要領域,而且廣泛覆蓋了諸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國債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政策性金融與開發性金融等屬于“金融體系與金融制度”的領域。

    4.爲中國發聲

    作爲中國最高國家智庫的成員,我們的研究常常與國家制度建設和重大政策制定密切相關。這些研究大都很少有經濟收益,甚至完全是無償勞動。此類研究的功用,就是爲國家治理鑄造利器。

    2007年3月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全球經濟失衡”無疑是被各國當局使用最多的詞彙之一。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偏愛用之來解釋此次危機的根源。將危機歸諸失衡,將失衡描述爲“全球”的,他們便得以輕松地將危機的責任推卸到其他國家,特別是類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頭上。可以說,“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雲雲,都是從這個概念中獲得其理論支持的。

    中國的有關部門自然對此論保持了高度的戒備。在所有的公開場合,特別是在國際會議上,官方都避免使用這個詞彙。有朋友告訴我,在曆次G20峰會上,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會議的公報和首腦宣言中抹去這個用語和相關表述。

    我們理解有關部門的這個避諱。但是,作爲經濟學家,深心裏總覺得如此避諱似乎是杯弓蛇影,甚至幾近掩耳盜鈴。平心而論,一方面,除去失衡,我們似乎還很難爲危機找到更合適的根源;另一方面,承認失衡是根源,絕不意味著我們接受某些國家“東引”來的“禍水”,承認失衡是我們的責任,相反,認真研究失衡問題,在國際上,我們正可據以深刻揭示某些發達國家造成失衡並引發全球危機的事實,在國內,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我們發展道路偏頗、經濟結構失調且多年難以調整的深刻原因。

    2009年年初,我隨時任總理溫家寶在倫敦參加了由他和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唐甯街10號共同主持的全球經濟學家座談會。包括斯蒂格利茲在內的20余名全球大牌經濟學家與會。我是唯一的中國學者。座談會安排了5位經濟學家發言,我是其中之一。在向總理彙報並獲同意之後,我在會上專門闡述了對全球失衡的看法,要點有四:其一,失衡問題雖只在近年才引起世人關注,但作爲一種全球化的伴生現象,則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便已存在。其二,觀察布雷斯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的全球經濟發展脈絡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國作爲唯一的超級大國,始終居于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順差一方,不斷變化的角色包括德國和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先是亞洲“四小龍”,繼而亞洲“四小虎”,然後才是中國和石油輸出國,漸次加入了該行列。因此,如果說全球失衡是此次危機的根源,那麽,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國那裏。其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若稱全球失衡,則世界各國的國內經濟也一定是失衡的。因此,克服危機,促使經濟回歸正常軌道的要義,在于世界各國均致力于調整其國內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由于當前的全球化是發達經濟體主導的,他們顯然應承擔最重要的主導性責任。其四,中國政府自20世紀末開始便已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實施科學發展的戰略目標,力求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和國內投資的過度依賴。這是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切實步驟。

    從會上和會後的評論來看,我的意見獲得了與會者的廣泛尊重。那次會議之後,全球失衡和再平衡問題便成爲我的研究重點之一。以此爲基礎,我邀請張曉晶博士共同研究,撰寫、出版了專著《失衡與再平衡》,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部專著不僅全面展開了我在倫敦座談會上闡述的四個觀點,而且對于失衡的概念(均衡還是平衡?);“好的失衡”與“壞的失衡”;失衡的可持續性;走向新均衡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書于2016年獲第一屆“孫冶方金融創新獎”。

    2012年,由我、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博士、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博士分別牽頭的三支研究隊伍,幾乎同時展開了對中國國家資産負債狀況的研究,並先後發表了長篇分析報告。在中國研究界,多只研究隊伍不約而同地對一樁純屬“帝王之術”的枯燥論題展開探討,實屬罕見。那是因爲,自2011年年底開始,很多國外研究機構和投資銀行,借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問題浮出水面且經濟增長率有所下滑之機,此起彼伏地唱衰中國;少數國際評級機構甚至據以調降了中國的主權級別。中國經濟學家自然不能坐視瓦缶長鳴。編制中國的國家資産負債表(特別是政府資産負債表),深入剖析中國各級政府債務的源流、現狀、特征及發展前景,評估主權債務風險,我們責無旁貸。

    對我來說,圍繞基礎理論展開基礎性數據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是我的興趣點之一,而且,這一直也是我爲學界稱道的研究特色之一。我們關于中國資産負債表的首批成果形成于2012年。我們的成果結集成書,分別是《中國國家資産負債表2013——理論、方法與風險評估》《中國國家資産負債表2015——杠杆調整與風險管理》,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課題組的研究成果多次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3)、國家各相關部委、國內外一些知名投資銀行引用。此外,關于中國主權資産負債表研究的英文論文,已經被收入國際貨幣組織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3年第四條磋商》報告。2016年6月15日,由國務院領導點名,我作爲主講專家,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關于中國債務問題的國內外媒體吹風會上做了專題報告,介紹中國債務水平等相關情況並答記者問。由智庫向世界、國內公衆和媒體宣講國家大政,在中國尚屬首次。這項成果也爲我們帶來了很多獎項。最近的一次,就是獲得了2016年“中國軟科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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